
“嫡长子继承”四个字,听起来像刻在青铜器上的祖训,千年不动。
可真去翻那些发黄的竹简、残破的史册,你会发现,这套规矩从根子上就裂过缝。
周文王立姬发,不立伯邑考,这事儿不是后人瞎猜,是西汉人就写得明明白白的:“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。”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说得更具体:“同母昆弟十人,唯发、旦贤,左右辅文王,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。”
没提伯邑考死没死,只说文王觉得老二老四能干,就把老大撂一边了。
这要是放在后世任何朝代,都算得上惊天动地的“废嫡立庶”。
可偏偏,干这事的人,是周礼的奠基者,是宗法制度的祖师爷。
你说这算不算一记响亮的耳光,甩在了自己制定的规矩脸上?
问题就出在“嫡”字上。
今天的人一听到“嫡子”,脑子里立刻冒出“正妻所生”的标签。
老大是嫡长子,老二是嫡次子,老三是嫡三子……排得整整齐齐。
这套理解,其实晚得很。
在唐朝人、甚至更早的古人眼里,“嫡”这个字,压根不是按母亲身份划分的,而是按继承权定的。
继承家业的那个儿子,叫嫡子;其他所有人,哪怕是你亲妈生的亲弟弟,只要没拿到那个位置,在日常语境里,通通算“庶子”。
这话不是空口白话。
翻翻《旧唐书》,隋文帝废了太子杨勇,改立晋王杨广。
这俩都是独孤皇后亲生,血统纯正得不能再纯正。
可当时年少的房玄龄就对他爹说:“隋帝……混诸嫡庶。”
在他眼里,只有杨勇是嫡,杨广就是庶。
几十年后,李世民偏爱魏王李泰,大臣褚遂良急得直跳脚,劝皇帝“庶子虽爱,不得过嫡子”。
这里的“庶子”指的就是李泰,长孙皇后亲生的次子。
最绝的是李世民自己。
为了安抚太子李承乾,他当着群臣的面表态:“我儿虽患脚,犹是长嫡,岂可舍嫡立庶乎?”
他亲口管自己心尖上的李泰叫“庶子”。
这些记载,横跨房玄龄、褚遂良、李世民三人,来源分别是《旧唐书》和《唐会要》,绝非孤例。
这说明一件事:在唐代及以前,“嫡子”这个词,在实际使用中,几乎就等同于“嫡长子”。
正妻生的其他儿子,在正式文书里有个拗口的名字,叫“嫡子同母弟”;但在日常说话、写史论事时,一个“庶”字就打发了。
法律条文也佐证了这一点。
《唐律疏议》里关于继承顺位写得清清楚楚:“诸身丧户绝者,所有部曲、客女、奴婢、店宅、资财,并令近亲(亲者先取)……无后者,听卖。
其得替人者,先以嫡子,无嫡子及有罪疾,立嫡孙;无嫡孙,以次立嫡子同母弟;无母弟,立庶子。”
看明白了吗?
法律首先认的是“嫡子”——特指正妻的长子。
只有在这个人选不存在或不合格时,才轮到“嫡子同母弟”。
这个称谓本身就划清了界限:他们是“弟”,不是“子”。
他们的身份是依附于那个真正的“嫡子”而存在的。
只有当嫡子、嫡孙、同母弟这一整套“嫡系”都断绝了,才轮到“庶子”,也就是妾室所生的儿子们。
理解了这套逻辑,再去看杜佑在《通典》里那句石破天惊的话——“武王庶子,有圣德,夺代伯邑考之宗嫡也”——就一点都不突兀了。
在杜佑的时代,“庶子”就是用来指代正妻所生但非长子的那个身份。
姬发是老二,他上面有哥哥伯邑考。
伯邑考的“伯”字,就是“老大”的意思,这在周代的称谓里是铁证。
所以,在唐朝人的历史观里,伯邑考是唯一的嫡子,姬发自然是庶子。
杜佑用“夺代”二字,毫不掩饰地指出,姬发的位置是“抢”来的。
这个“抢”不是武力政变,而是在继承顺位上的越级上位。
既然“嫡子”等于“嫡长子”是唐代及以前的普遍认知,那“嫡次子”这个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,又是从哪冒出来的?
这背后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词语革命。
语言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,它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演化。
就像“千金”一词,从指代尊贵的男孩子,到元明以后专指女儿,意思彻底翻了个个儿。
“嫡子”的内涵,也经历了类似的漂移。
这场漂移的分水岭,大致在宋明之间。
朱元璋是个极重规矩的人,他搞出来的《皇明祖训》里,对继承的描述就和唐代大不一样了。
里面说:“皇太子嫡长子为皇太孙,次嫡子并庶子年十岁皆封郡王。”
又说:“诸王不拘岁月,自长至幼,以嫡先至;嫡者朝毕,方及庶者。”
这里的“次嫡子”和“嫡者”复数形式,清晰地表明,在明朝的官方话语体系里,“嫡子”已经不再局限于长子一人,而是指所有由皇后(嫡妻)所出的儿子。
他们构成了一个整体,与“庶子”相对。
这个整体内部再分长幼,但对外,他们共享“嫡”的身份标签。
到了清朝,这种观念已经完全稳固。
魏源编纂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里,有段话简直是给这场千年演变做总结:“夫古人之子嫡庶也,谨而严,即嫡母之次子,概同于庶孽。”
他明确指出,古人的规矩严苛到连嫡母生的次子都算庶孽,言下之意,今人(清朝人)的规矩已经宽松多了。
这说明,从唐以前的“一嫡多庶”(同母),到明清的“多嫡一庶”(按母分),嫡庶之分的逻辑内核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。
划分的依据,从“是否是继承人”变成了“母亲是不是正妻”。
这个转变意义重大。
它让宗法制度在操作上变得更“宽容”,或者说,更“务实”。
一个家族的正妻生了五个儿子,老大继承家业后,老二到老五不再被归入模糊的“庶”之列,他们的身份有了明确的保障,在家族谱系中的地位也更高。
这或许反映了宋明以后,士大夫家族对于血脉纯正和家族内部稳定的双重需求。
但这也带来一个后果:周文王立姬发的那档子事,在后人眼里,就显得没那么“犯忌”了。
因为后人会用明清的视角去看,觉得姬发也是“嫡子”嘛,只是不是长子而已。
这种“误读”,恰恰掩盖了历史现场最真实、最尖锐的冲突。
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:作为“庶子”的姬发,究竟是怎么上位的?
后世流传最广的说法,是伯邑考被商纣王残忍杀害,文王不得已才立次子。
这个故事凄惨动人,被《封神演义》演绎得绘声绘色,《史记·殷本纪》里也提到纣王“杀王子比干,囚箕子,醢九侯”,似乎暗示他对周人也能下此毒手。
但关键在于,没有任何早于西汉的可靠史料,把伯邑考的死和文王立姬发这两件事直接挂钩。
相反,西汉时期的两部核心典籍,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叙事。
一部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如前所述,强调文王是主动选择。
另一部是儒家经典《礼记》,在其《檀弓上》篇里,孔子的弟子子游就说过:“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。”
这句话简单直接,没有任何铺垫,说明在战国到西汉的儒家知识分子圈子里,文王废长立幼是一件公认的、无需解释的事实。
真正把伯邑考之死和继承问题联系起来的,是西晋皇甫谧写的《帝王世纪》。
那已经是几百年后的事情了,掺杂了大量神话和传说成分。
1973年,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的西汉竹简《儒家者言》里,也提到了伯邑考被纣王所害,但同样没说是文王立姬发的直接原因。
所以,在封神故事流行起来之前,古人普遍接受的版本是:周文王自己拍板,跳过了长子。
这就麻烦了。
周礼宗法,核心就是“立嫡以长不以贤,立子以贵不以长”。
文王作为这套制度的总设计师,自己第一个就把它给推翻了。
这就好比一个立法者,亲自犯了自己立下的法。
后世的儒生们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,心态是极其复杂的。
他们不能否定文王,那是圣人;又不能否定宗法,那是根基。
唯一的出路,就是给这个例外找一个“合法”的外衣。
于是,各种“挽尊”理论就应运而生了。
战国末年的《孔丛子·杂训》里说:“文王舍适而立其次,权也。”
一个“权”字,用得极妙。
意思是,这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,不是常法。
这等于承认了规则被打破,但强调打破规则本身是为了更高的目的,所以情有可原。
到了西汉,《淮南子·氾论训》的态度就更直接,甚至有点批判:“立子以长,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,非制也。”
它干脆就说,文王这事儿,不合规矩。
这种敢于批评圣人的声音,在后世是很少见的,说明当时的思想还没被完全固化。
最有意思的,是唐朝人怎么看这事儿。
唐朝本身就是一个“玄武门之变”频发的朝代。
从李世民杀兄逼父,到李隆基联合姑姑发动唐隆政变,再到后来的甘露之变、神策军废立皇帝……整个唐朝,几乎找不出几个安稳坐在嫡长子位置上继承大统的皇帝。
他们太需要一个来自上古圣王的先例,来证明自己“非正常”继位的合法性了。
周武王姬发,这个“庶子上位”的成功典范,就成了最佳样板。
杜佑在《通典》里不仅直呼武王为“庶子”,还给他贴上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标签——“圣庶”。
这个词,最早出自东汉班固的《汉书·梅福传》里的“诸侯夺宗,圣庶夺适”。
唐代的大儒颜师古在注释时,明确指出这就是在说周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的事。
到了唐朝,“圣庶夺适”已经成了一句流行的政治暗语。
当李隆基通过政变掌握实权后,唐睿宗李旦要立太子,嫡长子李成器主动让位。
大臣们在朝堂上讨论时,就搬出了这套理论:“时大臣亦言楚王(李隆基)有定社稷功,且圣庶抗嫡,不宜更议。”
意思是,李隆基是挽救国家的功臣,是“圣庶”,他的功劳让他有资格超越嫡长子的名分。
这几乎就是对周武王故事的完美复刻。
“圣庶”这个词的流行,背后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。
它承认宗法制度的权威,但又为其打开了一个后门:当一个庶子的德行和功业达到“圣”的程度时,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“夺适”。
这实际上是在用“德”和“功”来挑战“礼”和“位”。
这套逻辑,对任何非嫡长子出身却手握大权的统治者来说,都是天赐的理论武器。
唐朝人把周武王捧上神坛,与其说是尊崇古人,不如说是借古人的酒杯,浇自己的块垒。
通篇看下来,所谓“嫡长子继承制”,从来就不是一块坚不可摧的磐石。
它从诞生之初,就伴随着裂痕和例外。
周文王和姬发的故事,就是最大的那个例外。
古人对此心知肚明,所以才需要用“权也”、“圣庶”这样的概念来打补丁。
而“嫡子”这个词含义的悄然变迁,则是后世为了弥合这个裂痕所做的努力。
当“嫡子”从一个特指(继承人)变成一个泛指(正妻之子),那个最尖锐的矛盾——圣王自己破坏规矩——就被温柔地模糊掉了。
西周十二位天子,能明确确定不是嫡长子继承的,只有两位。
一位是过渡性质的周孝王,另一位,就是开国的周武王本人。
这个事实本身就充满讽刺。
周朝赖以维系数百年的宗法制度,其第一位天下共主,竟是靠“圣庶夺适”上位的。
后世的帝王们,无论是真心信奉礼法,还是仅仅把礼法当作统治工具,在面对权力交接的残酷现实时,都会不自觉地望向那个遥远的源头。
他们会看到,连周礼的祖师爷,也没能完全被自己设定的规矩所束缚。
于是,他们便也获得了某种心照不宣的许可,可以在必要的时候,因地制宜,灵活变通。
制度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
无论这套制度被描绘得多么神圣、多么不容置疑,当真正掌握权力的人觉得它碍事时,总能找到办法绕过去。
要么创造一个新词,如“圣庶”;要么修改一个旧词的定义,如“嫡子”。
历史的有趣之处,恰恰在于这些缝隙里透出的真实。
它告诉我们,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规矩,从来都是在与现实的不断摩擦、妥协、甚至背叛中,才得以延续下来的。
周文王的选择,与其说是对宗法的背叛,不如说是对权力本质最诚实的一次揭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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